时评

无论如何，新冠疫情都将是 21 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尽管这一事件是一个悲剧，但它也促进了人类科技，尤其是基因工程技术的重大进步。在mRNA疫苗取得重大成功之后，很可能是人类在癌症治疗方面的重大突破。要知道 mRNA 技术最初的研究方向，就是探索对于癌症的治疗方法的。

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为人类探索自己的自我管理和组织方式，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研究标本。人类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在社会管理方面，到底民主制度更有效，还是极权制度更有效？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哪一种制度更有效，而不是哪一种制度更道德。在道德问题上，这两种制度的对比基本上已经有了定论。因为即使是最极权的国家，他们也要声称自己是某种特殊形式的民主。这就是说，即使的极权制度的国家，他们也不认为极权制度是道德的，他们必须掩饰自己的极权制度。所以在道德问题上，也就是制度合法性问题上，这是一个基本上已经解决的问题。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哪一种制度更有效？道德的制度不一定是有效的。比如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显然是非常有道德的体育精神，但在实际的比赛，尤其是对抗性极强的足球，橄榄球这一类比赛中，这一道德显然会导致体育运动的发展极其低效。所以道德并不代表着有效。那么在人类社会自身的组织和管理上，哪一种制度更有效？这是缺乏定论的。

在民间的讨论中，大多数情况下讨论双方都带有一定的情绪和立场。我天生喜欢自由民主，我就会说民主制度更有效；或者我天生就崇拜英雄或者精英，那么我会说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有效的。这方面的比较就会很困难。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如何将这一问题客观化？

而新冠疫情的发生，可能会成为这种比较的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

尤其是当中国的抗疫措施和全世界都不太一样的情况下，中国就成为了一个绝佳的研究标本。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社会管理制度下，在一些阶段上产生了极大的效率，而在另一些阶段上产生了极大的荒谬。我相信继新冠病毒成为人类研究的重点对象之后，社会学家们也会把中国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来研究极权制度在人类社会管理的优势和弊端。

如果作为严谨的社会学研究，那么我必须首先规范化什么是极权制度autocracy ，以及证明为什么中国的社会管理制度是 autocracy. 这些必要的步骤在大众传媒上只能略过，我们可以将这个判断作为一个假设前提来接受。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一，印度裔（孟加拉）学者的阿玛蒂亚森，他曾经获得过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在剑桥大学担任三一学院的院长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森教授在社会福利，社会公正和人类饥荒等方面的研究，是开创性的。

森教授在研究人类饥荒时发现，人类的饥荒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发生在极权制度国家的，而能够定期选举、有言论自由，公众能够制约政府的国家里，几乎不会发生大规模的饥荒。为什么呢？森教授的研究显示，所谓饥荒，并非是粮食不足。现代社会是一个物资丰沛的世界，世界上总有地方是有足够粮食的。所谓粮食不足，本质上是信息传递不通畅或者人为阻塞，使得粮食运不到需要粮食的地方。森教授说：“饥荒的发生总是源于某种社会管理的失败。” 。他认为饥荒的产生存在两种因素，一是统治者因为权力不受制约，因此缺乏政治动机去迅速解决饥荒；二是因为极权体系中存在信息流动不畅的问题，也导致统治者无法迅速了解灾荒的实际情况，从而耽误了救灾。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中国早期抗疫的活动中。在中国社会中，什么对人民是更好的，这个定义权不在中国人的选票中，也不在能够自由发声的媒体中，而在精英们的主观认定之中。在疫情发生之初，精英们认为维护社会稳定，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李医生发现了疫情的最初情况，但统治者缺乏政治压力和政治动机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解决了李医生。同时，由于信息流动的不畅，中央也不太清楚地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疫情之初，严重地耽误了对于疫情的管控。

但是极权体系并非没有优势。事实上军队中采取的就是标准的等级制度hierarchy极权管理模式，军队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高效，有一个前提，就是任务目标必须是简单而明确的。

当中国政府一旦反应过来早期疫情的严重性，这个时候，目标就非常简单而明确。他们采取的措施就是非常高效的。同样地，极权制度不需要考虑主流民意，没有权力授予方面的困扰，精英们可以直接为老百姓决定什么是最好的防疫措施。因此，在疫情管控的中期，也就是在疫苗普及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疫情管控的效率可以说在全世界都是鹤立鸡群，一骑绝尘的。

极权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发动机极其强劲的汽车。但其导航系统和转向系统存在巨大漏洞，探测雷达反馈系统的效率就更低。这有点像本田汽车。一个开玩笑的说法是，你买本田车，其实是本田公司是卖发动机，搭配汽车的。这是一个不太平衡的系统。

等到疫苗出现，尤其是 MRNA 疫苗出现之后。情况又变得复杂起来。是否采用 MRNA 疫苗，这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但却被掺杂了一些民族主义的因素。极权制度下信息不流畅，决策失误率高的困境又显现出来。中国错失了早期大面积接种 MRNA 疫苗的机会。这个强劲的发动机却没有能够在关键的时刻选择正确的道路奔跑。甚至连中草药都被用于对抗疫情，造成医疗资源的大量浪费。

而当疫情发展到上海封城，则显示出这种系统的某种完全失灵。封城导致的继发性的死亡数量（比如抑郁症的爆发、其他疾病得不到有效治疗，大规模检查核酸本身导致的病毒传播等等）甚至都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病毒的致病性和传染性已经发生了大幅的改变，但极权体系做出反应的速度依然显得极为低下，继续按照系统的惯性在运行。原因几乎依然还是阿玛蒂亚森教授所提出的两个原因：统治者完全无需担心自己的权力会因为人民的不满而削弱，权力不受控制；统治者得不到自由流动的信息带来的正确的信息反馈，权力难以做出正确决策。

中国文化传统上有着非常强烈的极权主义倾向。事实上很多中国老百姓也对我说，“我坚决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是为了我们好”。这一点我不反对，我也相信任何一个皇帝，都是希望自己的国家国富民强，河清海晏。就连司马衷这样的傻皇帝都希望饥民们能吃上肉糜。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做是一个社会科学的科学问题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极权制度下，不是臣妾愿意不愿意做的问题，而是臣妾实在做不到的问题。极权制度虽然在目标明确简单的情况下可以达到高效，但在道路选择，政策制定方面，存在严重的信息采集方面的短板。

那么极权制度是否在不引入民主的情况下，改善自己的执政短板呢？这是可能的，鉴于篇幅原因，极权制度的自我改进内容，我放在今日美政网站 jrmz.org 的版本中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