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汉娜阿伦特，是 20 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她是德国犹太女性，其后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在美国完成的。对于极权社会的研究，阿伦特的贡献的奠基性质的。她在 1951 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一书详细地分析了现代极权政治和古代的区别，现代极权政治的起因并揭示了普通人在向往自由的同时，也有向往被领导的本能这一现实。

汉娜阿伦特最为人熟知的，可能是她对所谓“平庸之恶” 的论述。在对德国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分析中，阿伦特指出艾希曼的恶存在一种平庸性。一个停止了自己思想，甘愿臣服于伟大领袖的普通人，他们在作恶的时候，意识不到这是在作恶。艾希曼的罪恶，在于其思考的匮乏。也同时揭示了，如果我们停止了思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强权面前，变成一个艾希曼。

但阿伦特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则是她那种纯粹彻底、坦诚勇敢的个人主义。阿伦特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我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集体。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的，所信仰的，唯一的一种爱，就是爱人。” 我们华裔是一个刚刚从古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民族，我们的各种主张无不带着深厚的集体主义的色彩。立宪或者共和，目的都是为了国家富强；民主或者专政，目的都是为了民族复兴。对于我们华裔来说，虽然移民是自愿的，但一定要说自己是“洋装穿在身，我心中国心“ 意思是，我永远是这个民族的一份子。没有了国家，没有了民族，我什么都不是。我来自华裔这个民族，我也带着这种天然的集体主义的情怀。因此阿伦特这种绝决的个人主义，确实给我不小的震撼。

今天的节目来自青年才俊 Ezra Klein 对 Anne Applebaum 教授的采访。Applebaum 教授也是极权主义的研究者，他们主要讨论的是阿伦特关于现代极权社会的产生和西方当前民主社会所面临的困境。

阿伦特认为，传统社会中，人是有强烈归属感的。你管这叫集体主义也好，叫温情社会也好。古代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小团体中的人群具有强烈的小团体的归属感。他们有固定的信仰团体和劳动合作伙伴，各安其份，尊卑有序。这种社会可能存在领主对附庸的欺压，但一个大范围人群的极权社会是无法形成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西方古代的战争基本上发生于贵族之间，一个国家的全面战争一直要到拿破仑时代之后才开始形成。即使古代中国是中央集权体系，但其政府管理层级也最多到县级，传统社会依然有其固定的组织结构。万众一心的情况非常少见。

但是到了现代工业社会以后，一切都被打散了。人们开始向大城市集中，广泛地和陌生人合作。我可以在一栋大楼里上班一辈子，而不认识几个大楼里和我一起进出的人。传统社会瓦解，国家这个巨型怪兽，也有人将之叫做利维坦的东西，开始全面侵蚀个人的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趋近于原子化，散沙化。但请注意，这一趋势，和人的动物本能，是相违背的。

因为人是群居动物。我们对自己的定义，其实是来自于别人的眼光，或者集体的属性。比如说有人问你，你是谁？我们的回答往往是通过外部的属性来定义自己。我们会说自己是某某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是什么教徒，我爸爸是谁，我妈妈是谁，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在哪里上班。关于自身的全部定义，几乎都是来自外部的。换句话说，除了极个别的例子，我们人类认为的生存的意义，必须存在于其他人对自己的认同上。这就是说，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很重要，它赋予我们生存的意义。一个孤独的人，是痛苦的。

但是资本主义革命使得每一个人都成了一个简单的生产元素。人们对自己价值被认同的渴望，变得空前高涨。古代人的社会中，你的价值往往是被这样肯定的：“这个人是一个善良的，慷慨的，勇敢的人。”；请注意，要做到这一点，在古代社会其实并不难。但在现代社会，你的价值是被这样肯定的：“这个人实现了财务自由，他是某某公司的CEO，拥有多少多少资产，是某个知名人士。” 要做到这一点，就不那么容易了。换句话说，现代人普遍缺乏对自己价值的肯定，他们渴望这一点。

这个缺口，给了极权主义一个机会。各种极端思潮，包括纳粹和共产主义，都有一个宏大的叙事，都能给人以归属感。还记得那句话吗？“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还有那句：“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在这种叙事结构中，人的价值是在集体中，在集体运动中，得到体现的。也许我是一颗无足轻重的螺丝钉，但我却安装在一个巨型的蒸汽机车上。蒸汽机车的伟大和力量，同时赋予了我生命的意义。这就是标准的集体主义叙事。因此，想要极权，就必须描述一种宏大的叙事，要么是解放全人类，要么是要把美国政坛的沼泽地全部抽干。在一场浩浩荡荡的伟大运动中，渴望得到自我价值肯定的现代人，心甘情愿地奉献出了自己。

伟大运动不能是和风细雨的，因为这样缺乏现实的热情。所以，想要极权，就必须激化矛盾，引起冲突。纳粹需要制造犹太人在我们背后捅刀子的种族对立，普金需要制造西方在欺负我们俄罗斯的民族对立；而川普，则需要制造美国精英们在出卖美国人民的阶级对立。一种极度紧张的国内政治空气，这可以加强运动的张力感。让人觉得参加运动比不参加运动似乎更安全。所以制造敌人，是极权必须的一种手段。

极权必须形成一种类似邪教的信仰氛围。在这种信仰中，人不但开始重拾了自己的归属感，而且还有感觉拥有更大的力量。比如 QAnon 组织，在这种网络形成的社区中，人们会觉得自己知道更多的所谓真相，有更多的信息来源，有更强大的组织支持。一旦进入这种邪教团体，人们往往会变得对现实不太在意了。请注意，我们人类为什么会喜欢现实呢？根本原因是因为当我们能了解现实之后，会增加我们生存的安全感。在一个我们不太了解的地方，我们普遍会觉得忧虑，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如果群体的归属感能给我提供更大的安全感，我为什么还需要去尊重事实呢？当我接触到的群体里的所有人都在赞同我对美国民主党精英们都是恋童癖的分析之后，我获得了空前的价值肯定，空前的安全感。这个时候，现实还重要吗？

极权者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给人们这种伟大运动的归属感，只要归属感能够建立起来，现实就变得根本不重要了。支持川普是最重要的，大选是否真的有舞弊，还重要吗？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是最重要的，亩产是否真的有万斤，还重要吗？

因此你会发现，陷于这种平庸之恶的人，他们会同时表现出两种相反的倾向，即玩世不恭cynical，又容易轻信。他们不再确定是否真的有真相存在，或者我们是否真的有能力去弄清楚真相。在极权氛围下，面对伟大的集体，每个人都有一种无力感。我怎么可能知道真相呢？但同时，为了归属感，我必须认同群体认同的所谓“事实”。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个人可以即什么都不相信，又轻信谣言。

说到这里，自由主义的缺陷也就很明显了。虽然我们人人都向往自由和独立，但我们不应该忽略我们人性中集体主义的本能需求。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实际上充满了孤独感。我们要自己为自己负责，我们要自己来构建自己的思想和信仰体系，我们不能去追随某一个伟大领袖，感受不到领袖们阳光般的温暖，我们必须自己孤独地探索真理。自由主义在这个方面，是违反人类天性的。说到底，谁愿意去追随阿伦特这样一个不爱祖国不爱民族的孤魂野鬼呢？

现代极权社会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极权运动的领导人，都非常“接地气”，“不装叉”，这是为什么呢？由于篇幅原因，这部分内容我将放在今日美政网站 jrmz.org 的版本中介绍。

我们今天谈到了汉娜阿伦特关于现代极权的起源。人的归属感本能要求自己属于某一个更宏大的群体，这给了极权一个机会。当我们开始不尊重事实，而更看重自己投身的所谓事业时，我们应该知道，平庸之恶，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