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Ya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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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来源：gazette
在一次次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悲剧落幕之后，许多美国人出离愤怒地呼吁国会通过新的枪支管制立法，可每一次都是在千篇一律的“祷告和纪念”后，在无休止的辩论后止步于参议院。
大规模枪击事件并不是只有在美国发生，但是近20多年来，发生在美国的大规模枪击案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一个很直观的观察就是美国民间的枪支持有量非常高，平均一个美国人拥有不止一把枪。如果枪支更容易获得，人们会更经常地使用它们，导致枪支暴力增加，这又刺激更多人购枪，形成恶性循环。
图表显示美国的持枪量和凶杀率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更严格的枪支法与较少的枪支死亡有关，而较宽松的枪支法律则与较多的枪支死亡有关。
1996年苏格兰发生邓布兰大屠杀，一名枪手杀害了16名小学生和一名教师，此后英国政府禁止了手枪。同年澳大利亚亚瑟港大屠杀发生后，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严格的枪支法律，包括禁止大多数半自动和自动武器，以及出台许可和购买限制。2011年挪威发生乌托亚岛大屠杀后，政府禁止了半自动枪支，尽管多年来受到组织严密的猎人游说团体的反对，但挪威政府仍坚持了这项立法。2019年克赖斯特彻奇清真寺枪击案发生后，新西兰政府通过了严格的枪支所有权限制，并宣布了一项枪支回购计划。
当其他发达国家发生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枪击案后，他们的政府能够快速通过更严格的控枪法来减少此类案件发生，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大规模枪击案数量比美国少得多。
而美国是一个例外。
即使在2012年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20名学童和6名成年人身亡的惨案发生后，美国参议院仍无法通过新的枪支管制立法。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人说，这是美国根深蒂固的枪支文化，要改变美国的枪支文化比改变枪支立法更难。比如最近读一些文章，作者把拥枪类比为拥有笔记本电脑，是必需的工具，声称立法对非常负责任使用枪支的公民不公平。也有作者把购枪喻为某种社区团结的体验，枪店老板富有经验的推荐枪支，与其他购枪人有种无需言语就能形成的默契等等。
而另一边，气愤的人们怒骂这是每个美国人的选择——每个美国人手上都沾满鲜血，似乎期望用这样的方法能唤起人们的良知。但是，民意调查已经清楚地表明，尽管美国人不相信枪支管制会解决与枪支暴力有关的所有问题，但绝大多数人支持全面的背景调查和对攻击性武器禁令。
皮尤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背景调查（81%）、禁止攻击性武器（63%）和禁止大容量弹匣（64%）；大多数人还反对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隐蔽携带武器。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理解，禁止攻击性武器和大容量弹匣的销售并不等同于全面禁枪。
然而，尽管有这种大众压倒性的共识，在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发生的至少19名学童和两名成年人的大屠杀后，或是在乔·拜登总统动之以情的呼吁后，都非常不可能促成控枪立法。
失望的控枪倡导者和困惑的普通公民把矛头指向了全国步枪协会(NRA，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影响力、枪支买卖产业链或国会共和党人的顽固反对。这些都是合理的因素，许多文章对此都有讨论，这里也不赘诉了。
深层原因一：
美国保守派的力量
可能让一些读者吃惊的是，难以控枪更深层的原因植根于20世纪60年代对民权运动的政治反弹，尤其是对废除种族隔离的反弹。
耶鲁大学法学院宪法学者Reva Siegel于 2008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现代对枪支管制的诉求以及由此引发的枪支权利运动，是在布朗的阴影下诞生的。”她指的是最高法院1954年做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有关民权的冲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人们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现代理解。”
废除种族隔离在白人选民中引发了反弹，尤其是美国南部，他们认为这是最高法院和联邦政府的越权行为。这种反弹在保守派政治策略家的推波助澜下，凝聚成一场多议题的政治运动。
保护传统家庭免受女权主义威胁的承诺吸引了白人女性。有影响力的保守派律师将第二修正案描述为个人“反权”的来源，可用于在法庭上寻求保护，也能与进步团体在种族隔离和其他问题上的诉讼相抗衡。
这使得枪支管制成为美国保守派高度关注的政治问题，使美国有别于其他富裕国家。
英国、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枪支管制法都是由保守派政府通过的。尽管当时这些国家推行的新法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尤其是来自猎人组织的反对，但它并没有像美国拥护枪支权利那样与更广泛的政治运动相一致。
相比之下，在美国，这个问题如此突出，也如此具有党派性，以至于拥护枪支权利实际上是试图向选民证明其保守派身份的共和党政治家的一项要求。
今年的中期选举尤为突出：几乎每一个主要的共和党初选都有候选人把自己描绘成与枪支文化关系最密切的人。据《纽约时报》文章报道，有100多个共和党候选人的竞选广告将枪支作为他们的立场要点或主题。
在共和党参议院初选中失利的前俄亥俄州财务主管乔什·曼德尔的广告使用了“亲上帝、亲枪、亲川普”的标语。
在一则电视竞选广告中，奥兹博士称自己“支持生命，支持第二修正案，支持自由”。
佐治亚州的一位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在巴士广告上写：“耶稣、枪支和婴儿。”
阿拉巴马州的州长Kay Ivey在一则竞选广告中打开钱包，拿出了口红、苹果手机和一把.38的手枪。
采取极端支持枪支的立场可以成为候选人在初选中脱颖而出的一种方式。相比之下，支持枪支管制的共和党人容易在初选时受到来自右翼的挑战，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们很少采取这种立场。
深层原因二：
少数州对国家政策拥有否决权
除了枪支权利是保守派的政治运动之外，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深层原因：美国民主的基本规则规定，少数州对国家政策拥有否决权。
这一点自比尔·克林顿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以来更为突出，枪支管制立法屡屡在参议院陷入僵局，变成美国政治中越来越严重的“参议院多数决定原则”的危机。
枪支管制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民众的多数意见在参议院“阻挠议事(filibuster，或称冗长议事或拉布)”规则上碰壁。该规则为少数州提供了对国家政策的否决权，其中大部分是人口小州，农村居多，绝大多数居民是白人，并且由共和党人主导。
小州不成比例的影响了美国国家权力的竞选。在过去的8次总统选举中，民主党人在7次选举中赢得了民众投票，这是自1828年现代政党制度形成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的。然而，共和党人在其中3次选举后控制了白宫，两次赢得了选举人团却输掉民众投票。
参议院的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根据中左智库“新美国”政治改革项目高级研究员Lee Drutman的计算，如果把每个州一半的人口分配给该州的参议员，那么自1980年以来的42年中，只有两年是由参议院共和党人代表了大多数美国人。但由于共和党对小州的控制，在这42年中，有22年是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
参议院上一次关于枪支管制的全面辩论凸显了这种不平衡的实际影响。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枪击案发生后，参议院于2013年就一项由奥巴马总统支持的对所有枪支销售进行背景调查的措施进行表决。同样，如果把每个州一半的人口分配给每个参议员，支持该法案的54名参议员代表1.94亿美国人，反对该法案的参议员代表1.18亿人。但由于参议院的阻挠议事规则，需要60名参议员的支持才能将立法付诸表决，1.18亿人占了上风。
今年的结果估计不会有什么不同。去年，众议院通过了扩大和加强背景调查的立法，但它也遭到参议院共和党人的拉布阻挠。
共和党人的阻挠反映了他们对那些对最热衷枪支文化的地区和选民的依赖。皮尤研究中心去年的民调发现，在拥有枪支的家庭中，共和党人的比例（54%）远远超过了民主党人的比例（31%）。
2020年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发现，持枪率最高的20个州选出了近三分之二的共和党参议员（50个中的32个），并占前总统川普2020年选举赢得的州数量的约三分之二（25个中的17个）。
几乎镜像的是，持枪率最低的20个州选出了近三分之二的民主党参议员（也是50个州中的32个），也占拜登总统赢得的州数量的约三分之二（25个中的16个）。
持枪率最低的20个州的居民人数（约1.92亿）是持枪率最高的20个州居民人数（约6900万）的2.5倍以上。但在参议院，这两组州的权重相同。
尽管全国步枪协会组织已经被削弱，但它在美国共和党内部的影响力却因美国政治按地域划分的重新配置而被放大。在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内，国会通过《布雷迪法案》建立了全国背景调查系统，后来又批准了对攻击性武器的禁令（该禁令已过期），当时代表农村选区的大量国会民主党人反对该立法，而拥有大郊区选区的大量共和党人支持该立法。
但是，三十年来的选举的权力重新配置已经大大缩小了这两个群体。因此，当众议院在2021年通过枪支全国背景调查法案时，只有8名共和党人投票支持，而只有一名民主党人投票反对。
参议院的“小州效应”也阻碍美国人广泛认同的其他问题的立法行动，包括气候变化、堕胎和移民。
与枪支管制一样，民意调查一直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反对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并支持全面的移民改革，包括向无证移民（特别是由父母带入美国的年轻人）提供合法身份。众议院已经通过了反映上述每个观点的立法。参议院在这些问题上的不作为再次反映了那些枪支拥有率最高的那些州的巨大影响力——这些州往往也是依赖化石燃料经济的州，文化上保守的白人基督徒比例高，移民比例低的州。
如果在乌瓦尔德惨案或未来的另一起大规模枪击案发生后，国会在枪支管制方面有任何希望，那几乎肯定需要改革或废除“filibuster/阻挠议事”规则。否则，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则将继续允许共和党人将他们的优先事项强加于人，即使是在大多数美国人明显不同意的时候。
还有另一个更艰难的事实是，即使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仍然会遇到法院的问题。（就像奥巴马医保通过后，不断地在联邦法院和最高法院受到挑战，所幸的是一直未被推翻。）加利福尼亚大学宪法学者Adam Winkler在《枪战：美国的持枪权之争》一书中写道，随着右派在政治上对枪权问题的重视，保守派律师在法律评论和法庭上对第二修正案给予了新的关注。
联邦主义者协会（Federalist Society)推动保守派法官的提名，已经逐渐地将司法部门重塑为一个保守的机构，将第二修正案赋予个人拥有武器的广泛权利奉为神圣。目前保守的最高法院将会影响未来的一代甚至两代人。除非像哥伦比亚特区诉海勒（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这样的最高法院先例被推翻，否则即使政府制定了广泛的枪支管制措施，也很可能在最高法院被判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