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飞天小母猪
原文作者 | Thomas B. Edsall
全文共 5006 字，阅读大约需要12分钟
封面图来源：New York Times
一份泄露的录音显示，三名西裔洛杉矶市议会议员和一名劳工领袖在讨论当地的选区划分工作时，对非裔、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原住民发表了种族主义和轻蔑的言论。当时担任市议会主席的努里·马丁内斯（Nury Martinez）是带头的人。
据《洛杉矶时报》（LA Times）报道，马丁内斯说，博宁（Bonin）与他的儿子一起出现在马丁路德金日游行的花车上，他（马丁内斯） “用对待一个配件的方式，对待博宁年轻的黑人儿子”。报道还提到，马丁内斯还对博宁的孩子说：”Parece changuito”，意思是 “他像一只猴子”。
这段泄露的音频是先以匿名方式发布在Reddit上的，后由《洛杉矶时报》获取了资料。音频详细记录了一年前，马丁内斯（Martinez）、市议员吉尔·塞迪略（Gil Cedillo）和凯文·德莱昂（Kevin de León）以及洛杉矶县劳工联合会主席罗恩·埃雷拉（Ron Herrera）之间的对话。
这段录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许多评论人认为，这一丑闻可能会影响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内的表现。
以下内容翻译自《纽约时报》发布的评论文章，原文作者Thomas B. Edsall。
在洛杉矶，民主党争论的是市议会的代表权；在旧金山和纽约，争论的是可负担住房和进入公立学校的机会；在全国，争论的是对刑事起诉的严厉与宽容，以及对游民的人道与惩罚。
这些紧张关系反过来又因白人的中产阶级固化而加剧，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资源有限或在不断减少，停业的企业不再缴税，这一点在市中心地段尤为明显。由于总资源缺乏增长，民选官员无法增加一些人的福利的同时，不减少其他人的福利。
现在，洛杉矶的非裔美国人、西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白人之间紧张的政治关系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为一段秘密的谈话录音被公布，暴露了三名西裔市议会官员和一名劳工领袖粗暴的种族主义阴谋——他们主要是想通过牺牲黑人竞争对手来加强自己的权力。
这样的零和博弈代表了自由主义者在努力维持包含核心少数群体选民在内的政治联盟时，会遇到的问题。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瓦西利基·福加（Vasiliki Fouka）和哈佛商学院教授马克·塔贝里尼（Marco Tabellini）在回答我们询问关于民主党内部关系紧张时的邮件说：“一般来说，当资源稀缺时，群体之间的冲突更有可能出现，当各个群体认定对方是不同的，并且有不同的优先权和偏好时，情况更加如此。”
福加和塔贝里尼在2021年的论文《改变群体内的界限》中写了移民对美国种族关系的影响，并在他们的邮件中指出：“当蛋糕的规模不断扩大时，每个人都会享受到更大的利益，各群体不太可能将对方视为竞争对手。”
他们补充说：“教育，是我们最近看到的这种零和博弈的案例。一个例子是有关旧金山洛厄尔高中招生制度的争议——从基于成绩的选拔标准，导致亚裔和白人学生的比例增加，到抽签制度，增加了黑人和拉丁裔学生的录取。在主要由华裔选民施加的压力下，该案以学校董事会成员被罢免而告终。旧金山的案例表明，政治权力是解决争端和在教育和住房等其他领域决定资源分配的关键。”
洛杉矶市议会选区重新划分的过程是零和博弈政治的缩影。在这个人口结构迅速变化的城市范围内，每10年必须划出15个人口相等的区。一个群体获得利益几乎不可避免地以牺牲另一个群体的利益为代价。
在近60年前的1963年，洛杉矶成为了 “几乎是一个彩虹政治的寓言”，《美国展望》杂志的总编辑哈罗德·梅尔森（Harold Meyerson) 上周在《洛杉矶故事:市议会的种族主义言论背后的历史》中写道。
梅尔森解释说，那一年，三位黑人民主党人，包括前警察中尉汤姆·布拉德利（Tom Bradley)，在市议会中赢得了一席之地。1973年，布拉德利当选为市长，他领导的多种族、多民族联盟为他赢得了五次选举中的第一次胜利，并使他创下在位20年之久的纪录。
为了维持这个阵营，”一场精心安排的舞蹈随之而来，”梅尔森继续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该市15个议会区中有3个位于黑人聚居的南中区及其周围，被默认为黑人领地，而即使黑人在该市人口中的比例从1970年人口普查的15%缩减到2020年人口普查的8%，拉美裔人口比例在2020年上升到48%，拉美裔政治领袖也同意不对他们提出异议。
我们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帕特·布朗公共事务研究所（Pat Brown Institute for Public Affairs）的执行主任拉斐尔·索南申（Raphael Sonenshein）询问了洛杉矶的种族和民族政治的历史以及目前的情况。他通过邮件回信道：”在1900年至1949年期间，没有任何市议会成员是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犹太裔或亚裔美国人。” 索南申指出，1949年，埃德·罗伊巴尔（Ed Roybal）成为第一位西裔市议员，并一直保持着他的位置，直到1962年他成功竞选国会。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长期的中断，直到1985年才有拉丁裔成员，这都是在布拉德利领导下的黑人与犹太人联盟的全盛时期。”
而关于现在，索南申说：“议会中预留有三个非裔美国人和四个拉丁裔的’席位’，也极有可能出现第五个西裔席位，这取决于11月8日的大选结果。自1963年以来，尽管非裔美国人在该市选民中的比例急剧下降，但黑人民主党人在每个选举周期都占有三个议会席位，这是非裔和拉丁裔的关系长期缓和，有时结成强大联盟的结果。”
我们问索南申，洛杉矶重新划分选区时的零和博弈局面，他回答说，洛杉矶市议会拥有的异常强大的权力才使议会席位的竞争格外激烈：“由于洛杉矶市议会的独特性质，冲突进一步加剧。它肯定是所有实行市长议会制的城市中权力最大的议会。议会的规模相对较小，而且作为市政府中最面向公众的机构，议会的能见度使每个席位都具有巨大的价值。洛杉矶作为加州甚至全国民主党政治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其地位不断提高，当议会职位空缺时，州议员会考虑放弃他们的席位。(你能想象这种情况发生在纽约市或芝加哥吗？）”
不同的是，索南申认为，有两个因素可以缓解冲突：“若社区内有强大的激励机制，就可以建立并维持汤姆·布拉德利模式的跨种族和跨族裔的进步联盟，以及将不同社区成员联系在一起的跨领域精英政治联盟。”
索南申将洛杉矶目前的情况描述为：“1990年代的镜像。随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拉丁裔人口的增长，在当时被称为洛杉矶中南部的地区，在街道区域存在着相当严峻的不同群体间的紧张关系。工作、住房、服务，都对其有影响。过了一段时间，这些紧张关系才上升到政治层面。”
大卫·西尔斯（David Sears）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和政治学的名誉教授，他通过邮件回复了我们关于洛杉矶种族和民族政治的问题：“重新划分选区的零和博弈特性肯定会加剧群体间的冲突。在洛杉矶，特别是对于黑人和棕色人种而言，这种冲突一般来说早已十分显著。在洛杉矶，拉美裔已经大量迁入历史上的黑人社区，现在人数普遍超过黑人。市议会代表并没有调整或反映这一变化。黑人与棕色人种的政治联盟确实形成了，但可能是短暂的，紧张的关系通常是在暗地里呈现的，而不是公开展示的。”
在和平时代，西尔斯写道:“‘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认为，联盟可以围绕一个共同的上位者形成。一个例子就是加州立法机构中的民主党，那里有 ‘很多将联盟捆绑在一起的压力’–例如，保持总人数的多数。”
然而，西尔斯提醒说：”当从属群体的身份被突出时，有时会使这种共同的身份发生断裂，例如在重新划分（或投票组成）的决定中。目前的争议是这些动态拉扯的一个教科书式的例子。”
西尔斯指出了未来可能的发展。一方面，他再次提到 “有很多压力要把联盟绑在一起”。然而，与此同时，他又指出：“不可控的力量包括拉美裔的向上流动，他们正在迅速成为小企业的企业家。年轻一代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例如，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录取的拉美裔人数正在迅速上升。而且在移民后的几代人中，与白人通婚是非常普遍的。”
西尔斯总结说：“预计未来会有更多的种族冲突，尽管有建立联盟的动机。群体的分裂导致了派系的分裂。在向上阶层流动方面，许多肤色较浅的拉美人比非裔美国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我相信，破碎的家庭在黑人社区仍然更常见，这有其代价。”
重新划分选区意味着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而政治权力决定了关键资源的分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学教授塞西莉亚·门吉瓦尔（Cecilia Menjívar）给我们发来邮件，她分析了资源稀缺性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
“民族冲突不是在其他社会力量的真空中发生的，特别是物质资源，如收入，尤其是个人收入的绝对和相对不平等，但也包括住房和学校经费等资源，这些资源因地域、社区等而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不仅仅是收入和物质资源，而且是不平等的加剧–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形成了群体（和个人）的匮乏感。”
“收入和获得资源利益都是关键，”门吉瓦尔继续说，”但不平等—资源和社会利益的不均衡分配和获得，在这里绝对才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我看到的是对不平等获得、不平等分配利益等的看法，而不仅仅是收入分配。”
按照类似的思路，维克森林大学的政治学家贝蒂娜·威尔金森（Betina Wilkinson）给我们发来邮件说，她的调查小组数据显示，对一些黑人和拉丁裔人来说，“社会、经济和政治机会是零和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社会政治权力和斗争与其他少数群体的权力和斗争相当，资源和机会有限，因此，其他群体对他们构成威胁。”
威尔金森认为，给予非裔和西裔的经济机会是有限的。
“加上许多雇主对黑人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偏见和对拉美裔的偏爱，促使一些黑人将拉美裔视为经济威胁。重要的是观念。对一个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的看法，以及对一个人和一个群体在社会经济阶梯上拥有的机会和资源的看法。”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卢斯金公共事务学院（ Luski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的讲师卡伦·考夫曼（Karen Kaufmann）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移民和美国城市黑人力量的未来》中写道，洛杉矶和其他城市的双种族多种族联盟只在赞助和预留承包合同方面为少数民族带来了微小的收益，对白人机构几乎不构成威胁。
学者们认为，如果非裔和拉美裔团结起来执政，他们显然会在个人和集体上得到更好的发展。这种观点认为，少数族裔的市长和立法者在城市贫困社区的反响特别好，特别是与白人领导的政府相比。而这种假设，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合理，都不是事实。迄今为止的大量证据表明，在白人政权下已经存在的政策和计划之外，少数族裔代表对促进少数族裔利益的作用相当小。
考夫曼认为，由于 “在地方政府领域，针对少数群体的奖励基本上是没有弹性的，黑人和拉美人有强大的动力来相互竞争，以控制这些资源。”
考夫曼继续说：”在一个由少数民族领导的政权下，少数民族的利益，比如政府工作、任命、签订合同和再分配资金，不会比在一个由白人领导的政府下大很多。少数民族群体在与白人组成的联盟中作为最强大的少数群体，比在一个由少数民族领导的政府中作为第二强大的少数群体要好。”
考夫曼认为，对于非裔和西裔美国人来说，”政治包容的动力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新的给少数民族的机会，不如说是为了控制那些已经存在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精英和大众层面上没有建立少数民族联盟，反倒在大多数时候构成了更理性的、符合群体利益的行为。”
洛约拉玛丽蒙特大学（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在2015年、2016年、2017年、2019年和2022年对洛杉矶居民进行的一系列民意调查表明，该市的种族关系最近出现了恶化。
洛约拉大学的研究发现，在2022年，对种族关系所持的乐观态度急剧下降。例如，从2017年到2022年，认为种族关系改善的洛杉矶居民的百分比从40.6%下降到19.3%，认为关系恶化的百分比从18.0%增长到38.5%。
同样，认为近期内可能发生暴乱的居民比例从2015年的40.8%增长到2022年的64.7%。从2019年到2022年，认为种族和民族群体相处良好的居民比例从72.4%下降到61.2%。
洛杉矶和世界各地的城市都要准备好财政预算受限，从学校、住房、街道维修到警务的一切开支都会受限。这些限制推动了无情的竞争，煽动了怨恨，摧毁了联盟。
在 《马丁内斯的种族主义助长了洛杉矶黑人最大的焦虑》中，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艾瑞卡·D·史密斯（Erika D. Smith）描述了我前面提到的秘密音频中涉及的残酷的政治现实，牵扯到了当时的市议会主席马丁内斯。
这不仅仅是一个像你在反川普运动中可能听到的那些分享种族主义言论和”笑话 “的论坛。它表面上是为了讨论当时正在发生的市议会席位的重新划分问题，但它很快就转向了操纵选区地图的策略，那就是剥夺非裔的政治权力，而将其转而提供给拉丁美裔人。
在洛杉矶发生的争议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市议会的失败是一个例外，还是一个警告信号，即在川普不断煽动下造成的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激烈的党内斗争，是否将进一步危及今年和2024年的民主党前景？
原文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2/10/19/opinion/los-angeles-city-council.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