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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孔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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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在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这天一定万籁俱寂。但它不应该如此。
我出生的城市离那个历史风暴眼很遥远。地处天南的广州被一条大江横贯，帆蓬、水鸟和湿润的江风，至今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穿行。十五岁那年，我便离家远行做插队知青，带着扎根一辈子的行李，乘船沿西江溯流而上，到了粤西一个从未听过的地方，那算是人生的第一个驿站。
那里水更多，河涌纵横，水气迷蒙，每日出工放工走不完的桥，那是西江流域的一处水乡。彼时已觉离家很远，真是少年不识“远”滋味，人生长途，还未知尚有行程几许。
两年后，我转赴海南岛，此为知青生涯的另一站。在这里我闻不到海风的咸味，与我相伴的不是水而是莽莽苍苍的大山。这是整个海南岛的中心点，我栖身于五指山脉的一道襞皱。那年我十七岁，正是认知生活的敏感年龄，于是山的轮廓如刻如凿，永存于脑质层，恍如生命年轮里色泽最深的纹路。
再后来我回到广州。其时文革尚未结束，人们对革命早生倦意，时代的苦闷抑郁写到了每个人脸上，人际之间的冷漠戒备且不说，尤是一言不合就恶语相加甚至大打出手，在大街小巷日日可见。国人对现实的焦虑怨愤无法宣泄，便倾泻到自己同类的头上，这是末世景象！
我踯躅于长堤，眼底一江来水，再无儿时见惯的帆影，突突机轮拖着长长浊烟，荡开浮沉不定的垃圾，笨重地蠕动……我蓦然觉出，珠江的郁卒倦颜和我的父老乡亲脸上的表情非常相似。
那些日子，我时常怀想起大山的庄严静穆，原始森林的气息一再裹挟着我的呼吸。然而我知道，革命的磅礴风雷，并未遗漏了那道大山的襞皱，在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的茅草营房里，我也曾是革命的对象，其实又有谁不是这个狂暴时代的祭牲？
那时我已在广州一间工厂里做了几年工人，工余写了几篇小说稿，其间寄托的不外是一个时代“愤青”对现实深深的质疑和追问，适逢“伤痕文学”泛起，小说得以发表。1978年初，我便到北京文学讲习所进修，同窗者均为当时文坛的青年才俊。
姻缘注定，命运使然，我在北京一住就是十年，在这里结婚成家，居所就在天安门广场西侧五百米。关于中国社会的跌宕转折，这十年里我留下了最丰富最深刻的记忆。
八十年代是中国充满生机的变革年代，回想起来，那时我们都很清贫，工资及稿费均很低，然而同行朋友没一个是为稿费而写作的，那其实是出于心灵涌动的一种表达，哪怕失之稚嫩却无比真挚，作者与读者都充满着挣脱蒙昧之后对新知的渴求。那时无论国家的政治生活还是社会文化，时时处处都迸发出新旧摩擦的火星，“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所走过的人生里程里，再也找不到一个历史时段竟在日常生活中都发生着如此之多的戏剧性事件。
那是思想的年代，求索的年代，骚动的年代。那十年间，我都住在北京。这里没有山也没有水，她是一座干旱而且不时受塞外风沙困扰的城市，但她的脉络里奔涌着一种文化气质，厚重执著、恢宏大气，令我这从山重水复中走来的南方青年深受感染，甚有可能，她最终左右了我的命运。
1989年，一起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在这里爆发——大时代来临了，这是改变民族命运的伟大契机，极其不幸，它以最惨烈的方式猝然结束了……
身为作家，我清楚自己的职责，就是见证历史。我目睹了不可思议和不可饶恕的杀戮，历历情景我永世难忘。这不再是我的国家，我无法面对和承受如此严酷的事实。于是我选择了离开，开始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放逐。
那个日子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轨迹，只是我当时不晓得自我流放竟长达三十五年之久，那差不多是一个人的半生。
如果人生旅途以不同时段来划分，最长的一站，是从我的生命呱呱堕地到少小离家，不过也就是十五年。知青和工厂岁月加起来是十二年；成为作家居住北京十年。而今我已在美国度过了三十五年，只须两年之后，我在美国的年轮已多于留在在故国的光阴。
家乡先前离有我多远，现在依然有多远，而且似乎更远了。2002年我到香港，住在铜锣湾，上街不经意瞥见一家旅行社的广告称：可以代办大陆签证。我不由乡心萌动，此前不作他想，无非是不愿面对某机构的盘问稽查，甚至要你签写某类格式的文字。那个曾让我决然远遁的历史断层，迄今依旧横亘于我和这个国家之间，我思念故土家园，却无法解开和“国家”结下的心结。如今有中介的旅行社出面代办，我和“国家”都可略去彼此的行为追诉、精神诘问和道德审判。
于是，我便投石问路，让旅行社代办签证，那不外是聊慰乡愁而已。我无意去摇撼和“颠覆”那尊图腾巨兽，甚至就近端详审视它都兴致缺缺，我觉得自己对它已看得很透彻，我此来不过是一个寻根“吊客”，在文化故土上凭吊自己的岁月流痕。
只不过，那个“国家”对我也看得很清楚，才过两日，我到那家旅行社取护照，职员告我：你没有获得签证。言语之间，该职员十分好奇，而且有点负疚，他一定会释出更多的热情来解答我的质问，并指导我下一步应该转赴中旅社或者其他机构，等等。我却不多言，称谢之后便掉头而去，步上走廊，自动玻璃门轻柔地合上，在我听来，仿佛两扇嵌着兽环的红门轧轧有声地合拢，最后轰隆一声，把我关在外面——蓦然念及，某部戏剧、某部电影、某部小说，都有过相仿的情节。
那一瞬间，我隔着玻璃门瞥见那位职员茫然不解的表情，他不知道来人是谁，然而“国家”知道，事情就是如此。
从那以后，我努力挣脱乡愁羁绊，开始把目光投注到脚下的新土壤。我摸索着写出新大陆的故事，这于我是全新的思索和写作体验。
但这不会令我遗忘昨日，不会在大是大非面前背过身去。尽管有不少人早就对那道血痂噤声不言，今逢忌日也万籁俱寂，但我相信，在当年的历史风暴中心依然有无言的纪念。
有如鲁迅《药》所写“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给夏瑜（隐喻烈士秋瑾）上坟的老女人自言自语：“这没有根，不像自己开的。——这地方有谁来呢？孩子不会来玩；——亲戚本家早不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时她看到一只乌鸦立在没有叶子的树上。老女人觉得是瑜儿显灵，她念叨：“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但树上乌鸦“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老女人很失望，终于垂头丧气地离去。忽然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悚然回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三十五年，离年轮的圆心或许渐渐远了，但离我依然很近。哪怕鲁迅所写的那个更远的年代，也并没有逝去。如箭飞去的乌鸦，明年还会铁铸般立在那棵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