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 时评

民主党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Devi Harris，中文名为贺锦丽）在美国 2024 总统大选败选后，我写了一文（川普为什么能赢？还赢了两次？/民主党的失败，从30年前就开始了），算是反思吧（以下简称“反思文”）。

我认为，川普当选，不是贺锦丽的失败，也不是拜登的失败，甚至2016年也不是希拉里的失败。而都是民主党的失败。

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也称 FDR）总统的新政，让美国持续半个世纪贫富差距不断缩小，最终达到了一个高度融合的社会。1980 年后，是里根推行的共和党经济政策重启了美国加大贫富差距的进程，但克林顿和奥巴马也都大体延续了类似的经济政策。所以，即使在民主党执政期间，美国的贫富差距依然继续增大，中产继续消失，底层人民日益贫困。

共和党的理念本来就是最大范围、最大程度地追逐资本，而适当约束资本，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权力集中和不平等提供一种平衡，寻求更公正的社会，一直是左翼党派的历史使命。当蓝领的境遇在一届又一届民主党总统任上都没有改善时，选民就会用选票惩罚民主党。

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民主党在不断失去蓝领这个基本盘。一旦过了临界点，就大势所趋了，任何候选人都不可能以个人魅力去力挽狂澜。所以民主党败选的最深层原因是巨大的贫富差距。

我不是说这是唯一原因，而是说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这个问题不解决，民主党失去蓝领选民的趋势就不会被逆转。

“反思文”发表后，我发现，这个观点，和者寡。那我今天就继续这个话题。不是为了非要说服人，而是这个话题的确需要更深入的讨论。

选民为什么那么容易被虚假信息捕获？

我同意这次大选中，假信息的传播对选举结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我同时也认为，这还不是第一位原因。如何吸收信息，不仅取决于信息的传达方，还取决于信息的接收方。有没有可能，接收方的作用更关键？

其实这样的观点是有哲学基础的。耶鲁大学哲学教授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在 Project Syndicate 上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自 2300 年前柏拉图的《理想国》以来，哲学家们早已了解了民粹领袖如何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上台，继而推翻民主，建立暴政的过程。这个过程十分清晰，而我们现在正目睹这一过程上演。

斯坦利说，柏拉图认为，普通人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因此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影响——而这也是民主政治哲学的一个基础论点。哲学家们还深知，当社会不平等变得根深蒂固、贫富差距过于悬殊时，正是民主最为脆弱的时候。因此，卢梭得出结论，民主需要广泛的平等；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人们的怨恨才不易被轻易利用。    

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两个条件。第一是有民粹领袖试图以虚假信息左右选民的情绪。第二是社会不平等根深蒂固、贫富差距过于悬殊。那么，美国这次大选的情况不就是因为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形成了完美的反民主风暴吗？

所以斯坦利说：“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差距，为民粹领袖利用人们的不满提供了条件，最终导致柏拉图所描述的民主崩溃。”此话深得我心。

很多人在问，为什么谣言那么容易传播，真相却无法深入人心？这不就是答案吗？

其实这就是说，谣言比真相更容易传播，是脆弱的人性决定的。我们无法改变人性，但我们可以打造一个广泛平等的社会，一个相对融合而不是极度分裂的社会，从而创造一个谣言不那么容易被人接受的健康环境。

很多选民不是没听到过正确的信息，但他们选择相信错误信息。这里有一个立场决定观点的问题，用不那么雅的说法是，屁股决定脑袋。所以，只是提供正确信息未必管用，还要设法让他们把屁股的位置挪一挪。改善选民的经济境遇就是做挪屁股的事情。

民主党败选是因为太左了吗？

还有一种对民主党败选的解释非常有市场，就是民主党左过头了，整天推的都是百姓并不关心的为性少数群体争取权益的议题，或者是普遍不受欢迎的“宽松的移民政策”。

我要说，这些并不是问题。问题还是出在目前的美国社会太不平等，太分裂了。

按理说，美国在 60 年代通过了一系列保障少数族裔权利的民权法案后，进步派在社会议题方面逐渐增加对性少数群体的关注，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社会就是这样一点点接受新生事物，一点点进步的。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为什么 60 年代能够通过一系列民权法案。

我们总说一件事要成功，少不了天时地利人和。必须说，60 年代正好是决意推动社会平等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执政，有极大的关系。但我们也不能忽视，FDR 的新政经过二十多年的耕耘，正在收获丰厚的成果：60 年代的美国正经历其历史上最融合的阶段。那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一个真正的中产社会。下面这张图非常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点：那是美国贫富差距最小的时期。

虽然美国男性黑人早在 1870 年就获得了选举权，女性黑人也在 1920 年与白人女性一起获得了选举权，但黑人要参与投票一直是障碍重重，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直到《1965 年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后，黑人投票才成为普遍的实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只有当社会融合到那样的程度，才可能真正赋予少数族裔平等权益。

对了，妇女也是在那个最融合时期获得堕胎权保障的。这应该不是巧合吧？

遗憾的是，自里根开始，经济政策大幅右移，改变了贫富差距的趋势，直至今天贫富差距重新达到大萧条时期的水平。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极度分裂的社会，当然不那么具备推动与性少数群体相关社会议题的条件。

所以，不是民主党在社会议题上太左了，而是经济政策太右了。

上图是按收入类型划分的最高所得税率变化历史，包括了个人税、公司税、资本利得税和股息税。注意，对个人税收来说这个指最高所得税率，所以是对最富有的人的收税情况。不难看出，总的来说，从里根时期开始，美国的税收政策是富人缴税越来越少。如果与本文前面的美国最高收入那张图对比，不难看出对富人税收的高低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即要遏制过大的贫富差距，最富有人群的税率不能太低。

再看下面这张图。该图是美国前劳工部部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关系学教授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在伯克利开的《财富与贫困》这门课的视频截屏。图的标题是“在过去 30 年里，收入增长发生了很大变化。”图中将 1980 年和 2014 年的情况作比较。1980 年的趋势是，收入越低的其收入增长率越高，收入越高的，则增长率越低。而 2014 年时，这个趋势完全反过来了。看几个具体数字，1980 年，收入最低的人的收入增长率介于 3% 和 4% 之间，收入最高的，仅比 1% 略高一点点。到了 2014 年，收入最低的居然是负增长，而收入最高的，其收入增长高至介于 5% 和 6% 之间。

看看上图所示的变化，现今的社会怎么可能达到高度和谐？在这样的情况下，推动那些为少数群体争取平权的社会议题，必然阻力重重。

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只能暂时放弃这些社会议题，而是说，没有经济正义，单纯推社会议题，效果不会好。

事实上，一直直言不讳支持跨性别者权利的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玛丽·格鲁森坎普·佩雷斯(Marie Gluesenkamp Perez)这次就赢了川普赢的选区。她的竞选对手试图用跨性别这个话题来攻击她，尤其是在跨性别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等问题上，但并不成功，因为，用佩雷斯的话来说，在市政厅会议上，人们谈论的是水灾等事情。支持跨性别者的权利，并不是民主党的致命弱点。

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放弃这些社会话题。但是，不放弃经济话题，不放弃缩小贫富差距，才是关键。

再次缩小美国的贫富差距还有可能吗？

现在美国社会的第一大问题是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难以真正解决。    

大致来说，需要从几方面入手才可能扭转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对富人增税，包括对企业的增税；发展工会；打击企业垄断。

这几方面，没有一个是容易的。拜登政府正试图做这样的努力，我为此专门分别写了一个“工会”系列和一个“美国回来了”系列。但拜登政府在增税方面有愿景没作为，因为这需要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都获得多数。现在民主党失去了白宫和两院，离这个目标就更远了。怎么办？

几天前，看见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全球经济与管理学的黄亚生教授发表在 Project Syndicate 上的一篇文章，忍不住笑了。黄亚生教授在这篇观点文章中提议，民主党要赢回选民，不妨让川普和共和党任性做自己。意思是，不要把力气花在抵抗上，而是让他们疯狂。选民尝到了他们疯狂的后果，自然就会回到民主党这边来。

说实话，我心里还真坏坏地这样想过。我是对照了当年 FDR 当选时的情形。1932 年 FDR 竞选总统时，总统职位和参众两院都在共和党手里。大萧条的惨烈，不仅让 FDR 胜选总统，也让民主党获得了参众两院的绝对多数（参众两院分别为 59:36 和 313:117）。那么，现在要让蓝领选民回心转意，也许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他们真正尝到川普当选的苦果。因为川普的所有政策都是为富人服务，是加大贫富差距的，最后付代价的必然是处于经济底层的人。

从逻辑上说，只要两党的理念不变，蓝领最终会回到民主党这一边。只是，完成这一步需要多久，代价多大。如果最后真的像川普说的，不会再有真正有意义的选举了，这可是我们付不起的代价。

或者，像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说的那样，民主党可以通过改善沟通方式来快速赢回选民？

桑德斯大选后在接受《纽约时报》每日播客(The Daily)的采访时说，川普能够吸引选民，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承认大家日子过得不好，虽然他的解释和解决方案都是荒唐的。而民主党却是说我们做了一些很好很重要的事情，通过了重建法案，推动了基建，降低了药价，取消了 500 万学生的贷款，美国经济很好，川普是个很糟糕的人，我们要保护妇女权利，等等。但是，民主党就没有人说 FDR 竞选时曾经说的话。FDR 1936 年第一次竞选连任时是这样传达信息的：他首先说我们做了什么和没做成什么，阻碍是什么。然后他说：“在担任总统四年之后，我看到数百万家庭靠着微薄的收入艰辛地生活，家庭灾难的阴影时刻笼罩着他们。我看到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住房条件差、衣着单薄、营养不良。”

桑德斯说，今天，60% 的美国家庭过的是捉襟见肘的日子。这意味着，如果车坏了，你不知道怎么才能去上班；如果病了，你不知道是否有钱看医生；如果房租涨了 20%，你不知道下个月住哪里，也不知道孩子该去哪里上学。民主党的候选人有谈到这些吗？没有！除非你承认选民的生活现状，并指出一条改变现状的道路，作为一个政党，你走不远。

我更接受桑德斯提出的改进方案，我在“反思文”里也有类似建议：民主党公开、真诚地向选民道歉，承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走偏了，承诺现在要回到正轨。这是以诚意换人心的做法。

《纽约时报》11 月 19 日的一篇报道说，《纽约时报》/锡耶纳学院(New York Times/Siena College)10 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川普选民表示他们今年不得不削减食品杂货的购买量，而贺锦丽的选民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这么说。我觉得这个数字挺说明问题的，即被川普吸引去的选民是怎样的经济状况。

结语

说明一下，我认为我们的目标是追求社会的经济正义，是为了帮助在经济上处于底层的蓝领，不是为了帮助民主党。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出现美国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两党的基本盘和政治诉求都发生一个互换，那也没问题。只是，现在的共和党和川普的政策依然在提倡给富人减税，所以，只能指望民主党来缩小贫富差距了。

但是，民主党再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投票民主党是蓝领唯一的选择了。相反，蓝领的每一票，民主党都需要用自己的诚意去挣，去赢。不能满足于“搞好经济”，而是要在搞好经济的同时关注经济正义。否则，再好的经济，只是富人获利，于社会无益。

不管拜登任上有多少错误，他的国内经济政策的确是在重新打造一个中产社会，而他在扶持工会和反垄断方面，是几十年来总统中做得最好的一个。只是，美国贫富差距持续加剧的问题已经是结构性的，积重难返。重建一个中产社会，需要不止一任总统的努力，还需要有参众两院的绝对多数来支持总统。

所以，民主党首先要在与选民的交流上有个突破，特别是重新赢得蓝领选民的信任。当蓝领重新成为中产的时候，这个社会才真正稳定、强大，才能重现 FDR 的新政曾经带给美国的最好时期。

得蓝领者得天下！帮助蓝领、缩小贫富差距的使命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