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作者注：新闻媒体被认为是除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民主的第四个支柱，其最主要社会功能是对所有权力的监督，无论权力来自政府、私企、各种官方非官方机构，还是个人。因其社会功能的重要性，就需要一个健康的媒体环境来保证其正常运作。
目前，美国的媒体环境有不少令人担忧的因素。不久前，我已经分别作文涉及了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问题，相当于在写一个系列。但是，谈媒体不谈地方报纸就等于造房子却忘了地基部分。地方报纸虽然不一定有光鲜的形象，却是健康的媒体环境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这个美国媒体系列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就交给地方新闻这个话题，分上、下两篇。

在美国，新闻报纸曾经是一个盈利不错的行业，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数字广告逐渐取代报纸广告，但数字广告又大多被 Craigslist、eBay 和 Amazon 等大型网站吸引去，媒体赚钱越来越难，2008 年的金融危机更是几乎使报纸的广告业务灭迹。
自 2005 年以来，美国已经失去了近 2900 家报纸。根据美国西北大学 Medill 新闻学院去年年底的研究报告，到今年年底，美国将失去三分之一的报纸。目前还剩下大约 6000 家报纸，其中绝大多数是周报。

报告还显示，损失最大的是地方新闻：在美国的 3143 个郡中，有超过一半的郡，即 1766 个，要么完全没有地方新闻（204 个），要么只剩下一个新闻渠道，通常是一份周报。2023 年，地方报纸的流失从 2022 年的每周 2 份上升到每周平均 2.5 份。在过去的一年中，有 130 多家报纸被证实关闭或合并。

地方新闻是大型主流媒体的基石。当地方新闻消失时，全国性媒体的质量也会受到很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地方新闻的很多功能是主流媒体无法替代的。

曾担任《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和《纽约时报》公共编辑的玛格丽特·沙利文(Margaret Sullivan)所著的《被替代的新闻》(Ghosting the News)一书，就是专门讲述美国地方新闻媒体所遭遇的凋零状况。地方报纸曾经的经营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

地方报纸的作用不容忽视

人们总说媒体是民众的千里眼，顺风耳，有了媒体人们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都发生了什么。但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个千里眼，顺风耳的第一道关口是地方报纸。很多大新闻是从地方报纸的报道开始的。

还记得新泽西州 2013 年那个差点把当时的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拉下马的政治丑闻“桥门”(bridgegate)吗？

这个新闻就是新泽西博根郡(Bergen county)的地方报纸 Record 首先报道的。当时，州长克里斯蒂几个部下试图对 Fort Lee 的市长进行政治报复，就在连接新泽西和曼哈顿的华盛顿桥上做文章。华盛顿桥新泽西这边就在 Fort Lee，那几个人在没有事先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连续几天故意把 Fort Lee 通往华盛顿桥上层的四条道关掉三条，造成 Fort Lee 市交通瘫痪。

华盛顿桥的交通对新泽西和纽约市都至关重要，因华盛顿桥流量极大，影响范围也很广。纽约港务局官员说，类似这样的关闭，需要在半年前就做规划。临时做出这样的决定，表面看只是交通堵塞，实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那几天 Fort Lee 的正常生活秩序完全被打乱，学生无法按时上下学， 居民几乎无法做任何事情。一个心脏病突发的居民，在打了911电话一两个小时后死亡，而那时救护车还堵在路上。

后来，下令交通改道的三个当事人被定罪，其中两人坐牢。

“桥门”的后续报道是大牌媒体《纽约时报》唱重头戏。但如果没有 Record 将事件曝光，这个轰动全国的政治丑闻很可能就不会被人知道了。别看 Record 只是个郡级报纸，也得过普利策奖呢。

不过，地方报纸的主要功能并不是这样的高光时刻，而是其无处不在的监督。地方报纸最擅长的，也是电视新闻和广播新闻（即使在地方层面）传统上不太关注的，是那种让公职人员承担责任的监督报道。报纸记者出席每一个市政委员会的会议，他们甚至出席学区每一个校董会的会议。用记者的话来说，哪怕他们什么也不做，只是去出席会议，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就不敢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这是一个你知我知的游戏。

2000 年代，在当地报纸停刊数年后，加利福尼亚州贝尔市（Bell，一个低收入、绝大多数为拉丁裔的社区）将城市经理的薪酬提高到了 787637 美元，警察局长的薪酬提高到了 457000 美元，成为全美国同级别官员中工资的最高。《洛杉矶时报》最终揭露了这一贪腐行为，几名市政官员锒铛入狱。检察官指控他们疯涨工资，使纳税人损失了至少 550 万美元。这些工资是在市政会议上批准的，也就是说，哪怕有一名记者出席会议，市政府就可能会节省数百万美元。这件事现在维基百科上都有一条输入，叫 City of Bell scandal （贝尔市丑闻）。

这还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间没有什么七弯八拐的猫腻。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的秘密是，地方政府的效率始终与地方报纸的活跃程度成正比关系。沙利文在《被替代的新闻》中披露了一个现象：当地方新闻报道减弱甚或消失时，市政借贷的成本就上升。哈佛大学的附属机构 Hutchins Center for 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Research 一个 2018 年的研究报告指出：“报纸停刊后，市政借贷成本会增加 5 到 11 个基点，致使市政当局每笔债务额外损失 65 万美元。”【注】并且，“这种影响是因果关系，而不是由潜在的经济状况驱动的。”

（【注】1 个基点等于贷款金额的百分之一。所以，贷款成本增加 5 到 11 个基点，就等于贷款金额增加了 5% 到 11%。）

一项针对 4 万家工厂有毒气体排放的研究发现，当报纸报道污染情况时，与未报道的工厂相比，这些工厂的排放量减少了 29%。

一个地方报纸影响到华人社区的故事

我曾在“正义补丁”讲过一个华人团结起来抗议 No Chinese Allowed 的故事，而华人发现这一辱华事件就是因为负责任的报纸记者有足够的敏感，抓住了一条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新闻。

参考阅读：亚裔诉哈佛案庭审前夕回顾19年前华人维权漂亮的一仗

那是 2003 年秋天，辛辛那提市(Cincinnati)计划大规模改造越莱茵河地区（Over-the-Rhine，通常缩写为OTR）的一条主商业街。当时的一个市议员约翰·克兰利(John Cranley)希望能参照田納西州孟菲斯市(Memphis)著名的比尔街娱乐区(Beale Street)来打造这条商业街，所以特地邀请了比尔街娱乐区的主要建筑设计师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到辛辛那提来。

埃尔金顿在当地一个商业午餐会上向与会者介绍做娱乐性商业街的成功经验时说道，做商业街开发的第二条规则是：“永远不要租给中国餐馆”。

几乎所有人都被埃尔金顿这样极具侮辱性的语言震惊到，以至于没有人记得他的第一条规则是什么了。但没有人对此说什么。如果不是当地报纸 CityBeat 开始采访 OTR 主街的商人和居民，了解他们对请一个外地专家来拯救他们的街道有什么看法，这件事也许就过去了。

但是，CityBeat 抓住了这个敏感话题，并采访了埃尔金顿，要求他解释他第二条规则的意思。埃尔金顿试图说这只是个玩笑，但他又补充道：“我只是把它作为一项规则。中国商人是讨价还价者(hagglers)。他们使用不同的数学方法。”

CityBeat 以“No Chinese Allowed”（中国人不得进入）为标题对此事做了报道。许多主街的商家对该报道很有意见，因为排版的效果是他们和埃尔金顿的合影与“中国人不得进入”这样的标题紧挨在一起，这让他们不高兴。他们说，他们不是那么偏执的人。而在华人社区，这件事直接发酵成了一个爆炸性事件。

华人们很快就成立了“（辛辛那提）美国华人理事会”（Chinese American Council，简称CAC），一个由七、八个小型华人组织联合形成的临时组织，专门负责这件事情的抗议活动。

CAC 首先要求市政厅举行听证，并写了一封给市长、副市长和所有市议员的信。

CAC 在信中给出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华人移民是这个社会中努力工作和守法的纳税人，他们是辛辛那提丰富多元文化结构的贡献者。对华人任何形式的语言或行为歧视都是不能容忍的。该信中还有一个带示威性质的承诺：会有大量华人去参加那个市政厅听证会。

2003 年时的辛辛那提华人真的不多，根据 CityBeat 的报道，辛辛那提市总共也就 500 名左右华人，听证会那一天，没有工作的华人几乎都去了，有工作的人，也利用午餐时间去捧场。年纪大的华人，只要有能力走出家门的都被动员起来，CAC 还为没车或自己不会开车的人提供接送服务，方便他们去听证会。最后大概有 300 名华人出席了听证会。特别有意义的是，CAC 还联系到了犹太人、黑人组织以及一个欧洲商会派代表一起来参加听证会并上去发言。

华人的这次抗议活动集中在三个诉求上：约翰·埃尔金顿必须对华人社区道歉；市政府不能雇埃尔金顿做 OTR 主商业街的改建；以后该市在中国新年期间搞中国文化周活动。最后，华人的三个诉求全部得到了满足。以“沉默”著称的华人在这次抗议活动中展现了一个“醒来的狮子”的形象，说震撼了辛辛那提一点也不过分。市议员吉姆·塔贝尔(Jim Tarbell)称这次听证会是他在议会工作的五年中看到的“会议厅中最不寻常的团结表现之一”。

不要以为华人要的只是人气。人数就是选票啊，那些政客都看在眼里。但是，如果不是 CityBeat 派记者去参加那个商业午餐会，如果不是记者有足够的敏感以“No Chinese Allowed”为题做文章，这件事情就不会被华人社区发现。这件事情上，CityBeat 这个地方报纸功不可没。

地方媒体的名存实亡不容忽略

瓦尔(Ware)是马萨诸塞州西部丘陵和尖塔环绕下一个正在颓废的磨坊小镇。2023年一个潮湿的夏日傍晚，在砖砌的堡垒式市政厅内，市政经理斯图尔特·贝克利(Stuart Beckley)向选择委员会（瓦尔的理事会）的五名成员通报了一项重要提案。在该镇使用了几十年的水系统面临繁重维修和不可避免的数百万美元系统升级的情况下，一家公司提出购买瓦尔的供水和污水处理服务，这些服务需要数千万美元进行升级。对于一个每年预算为 3600 万美元的一万人小镇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出售将为该镇注入 970 万美元的资金。但私营公用事业公司通常会提高费率，这使得瓦尔的许多贫困和老年居民可能会面临沉重的账单。

选择委员会当晚并未达成共识。相反，其中一位成员基思·克鲁卡斯(Keith Kruckas)斥责贝克利在市政规划师职位自三月以来一直空缺的情况下仍推进私有化。然后，讨论就变成了克鲁卡斯和贝克利之间的争吵。

几十年前，至少有三家媒体会派记者参加瓦尔管理委员会的每次会议：一家社区周报、一家当地广播电台和马萨诸塞州第三大城市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每日新闻》。《每日新闻》的记者报道整个马萨诸塞州西部和康涅狄格州北部的城镇。该报有一名通讯员主要报道瓦尔和附近几个镇的情况，他会参加从评估委员会到公墓委员会的所有官员会议。

如今，瓦尔几乎成了新闻沙漠，贝克利对非营利新闻机构ProPublica说，镇上的人们抱怨媒体已经遗忘了他们。那天会议上看不见一名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