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有工作的无家可归者

以前我在纽约的曼哈顿上班，坐长途巴士来往于新泽西和曼哈顿。偶尔在早上上班高峰时间去光顾曼哈顿 42 街巴士总站的厕所时，几乎每次都会遇见有个别女子在镜子前整理容貌——不是我在长途巴士上看见的利用通勤时间匆匆化妆的那种，而是感觉把那个公共厕所当作“家”，她们不仅简单化妆，还经常会认真梳头并对着大镜子整装。然后她们以一个职业女性的姿态走出去，你完全看不出她们与我们有什么不同。

我明白，她们是或者住在车子里，或者住在庇护所的无家可归者。她们同时又是有工作的人。

职业人员和无家可归者，这两个概念似乎是不相容的，有工作的无家可归者却又是生活中的真实存在。而这个现象的症结就是巨大的贫富差距。

一项分析 2010 年人口普查的研究发现，40% 以上无家可归者是有正式工作的。或者因为工资太低，或者因为房租飙升，很多人尽管有全职工作，却是无家可归者。这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结果：高收入的逼高了房租，低收入的越来越无法承受住房的负担。

有工作的无家可归者只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标志之一。

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接受这样的贫富差距？

为什么谴责巨大的贫富差距可以是名正言顺的？

我们接受这个世界上总会有贫富差距。均贫富的理念让人谈虎色变，也普遍被认为不鼓励个人奋斗，阻止社会进步。

但为什么我们又可以名正言顺地谴责巨大的贫富差距呢？就是右翼人士也不敢说巨大的贫富差距是好事。他们反对对富人征高税的理由都不是要让富人更富，而是富人投资后会惠顾到穷人。就是说，给穷人一条出路，是左右的共识，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承诺，是一份社会契约。

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契约来到这个社会的，无论是以在此出生的方式，还是以移民的方式。这个契约承诺：每个人都会被社会公平对待。

虽然并没有一个签约仪式，这个契约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否则凭什么要我们遵纪守法？承认并接受这是一个法制社会，承认并接受现行法律，就是代表我们承认并接受这个社会契约。

要所有人都接受这个社会契约，其潜台词必然是，这是一个公平、公正而且合理的社会契约。哪怕距离理想状态很远，至少这是该契约的初衷，也是其终极目标。

也正因如此，当人们感觉被不公平对待了，就有权利要求更改契约。更改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如修订法律，更改政策等，甚至可以包括对以往错误的道义道歉和经济赔偿。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可以谴责超出正常范围的贫富差距，因为过大的贫富差距可以被理解为是不公平的事情。

当然，这里的关键词是“超出正常范围”。而如何定义正常范围，才是争执的真正焦点。

贫富差距再次达到镀金时代水平

都说疫情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好得让世界各国妒忌。目前美国全国失业率仅为4%。但与此同时，无家可归者人数却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

下图来自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HUD)提交国会的《2023 年无家可归者问题年度评估报告》(The 2023 Annual Homelessness Assessment Report to Congress，AHAR)，图中数据为 1 月份最后 10 天进行的单次时间点(PIT)统计中收集的全国无家可归者人数。PIT 计数提供的是单个夜晚的镜像。该图显示，2023 年无家可归者人数（653104 人）已超过 2007 年经济大衰退时的水平（647258 人）。

很久以来，沃尔玛全职员工家庭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以下，必须靠政府救助才勉强温饱的现象，一直被社会诟病，因为这是在沃尔玛盈利不断创新高的情况下发生的。企业赚麻了，员工却不得不吃政府救济？ 

上图为按收入百分位数分列的财富。下图为按财富百分位数分列的财富。两张图都显示了，收入或财富在顶部的，所占全民收入或财富的百分位数高得离谱，而底部所占的比例低得惊人。以两个图表中最新的 2024 年第三季度数据来看，底部 60% 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 15.3%，底部 50% 拥有的财产仅占总财产的 2.4%，而富有程度在顶部 1% 的占总财富的 30.8%！        

再看下图，标题赫然为：今天美国收入的集中程度已恢复到镀金时代的水平。图中所示为 1913-2018 年美国总收入最高的 0.1%（橙色）和最高的 0.01%（蓝色）的收入占比。图中标示的两个最高点分别为 1929 年股市崩盘之前和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从这个收入占比图中可以看出，现在贫富差距的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镀金时代了。

不久前《纽约时报》报道说，现在纽约又开始时兴私人餐馆了，就是高端住宅楼里只供自己住户享用的餐馆（住户可以邀请外面的客人）。这些餐馆因为不对外开放，不可能被评级，但大多由曾经的米其林大厨掌勺。该报道说：“住宅楼里的私人餐厅在另一个时代也流行过，那是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即所谓的镀金时代，【注】一个与今天纽约市异常富裕和不平等现象相似的时期。Dakota 是纽约最早的豪华公寓楼之一，设有私人餐厅。Ansonia 也是其中之一，它的大厅里还有一个喷泉，里面养着真正的小海豹。”

【注】在美国历史上，镀金时代是指大约从 19 世纪 70 年代末到 19 世纪 90 年代末的时期，发生在重建时代和进步时代之间，根据马克·吐温 1873 年的小说《镀金时代》(A Tale of Today)而得名。历史学家认为，19 世纪末的经济扩张是一个物质主义泛滥、政治腐败盛行的时代。那个时代经济快速增长，尤其是在美国北部和西部。工业化的迅速扩张导致 1860 年至 1890 年间实际工资增长了 40%，其中产业工人（熟练工）的增幅达 59%。但镀金时代也是一个贫困的时代，尤其是在南方，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    

时报这篇报道的基调是，这些著名的大厨，就职于私人餐馆后，因为大部分时间没有顾客，一身武艺的他们服务了个寂寞。但是，没关系，这些豪华公寓的住户有能力承担闲赋的大厨和私人餐馆，因为他们有得是钱。而私人餐馆这种现象，历史上只在那个镀金时代出现过。

说起有钱人，想起来 20 多年前曾读过关于比尔·盖茨(Bill Gates)私人住宅的故事，那是时报记者被邀请参观了盖茨的住宅后的报道，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两句话。一，记者说该住宅的车库里可以舒舒服服地停 20 多辆车（当时还试图以自己两辆车的车库脑补了一下）。二，盖茨对记者说在建造这个住宅的过程中感觉“我有无穷无尽的钱”(I have infinite amount of money)，而他自己也承认这种感觉很魔幻。当时盖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个感觉大概是很容易让人魔幻。

现在回头看，美国的贫富差距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经历了大约三十多年比较小的贫富差距后，又开始了快速的财富两极分化。

涓滴经济或者把饼做大，是答案吗？

右翼有两种经济理论非常误导。一个是涓滴经济，另一个是把饼做大。

涓滴经济提供了给富人减税的理由，所谓富人手里钱多了，会再投资，创造更多得工作机会，惠及穷人。后来事实证明涓滴现象根本不存在。现在学界和政界都已达成共识，该理论没有实践基础。

把饼做大则是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为不给底层同样份额的收入增长提供理由，说让穷人变富并不一定要增加分配给他们的比例，只要不断把饼做大就行。只是，如何分配与把饼做大是两个独立、完全不同的问题，不能用一个来取代另一个。

美国自里根大幅给富人减税后所发生的是，饼越来越大了，富人越来越富了，底层的人却是越来越穷了。哈佛著名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在他《功绩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一书中这样总结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从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70 年代，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也能找到好工作，养家糊口，过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而如今，这种情况要困难得多……

        

生产率提高了，但工人收获的份额却越来越小，而高管和股东却获得了更大的份额。20 世纪 70 年代末，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 30 倍；到 2014 年，他们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 300 倍。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男性的实际收入中位数一直停滞不前。尽管自 1979 年以来人均收入增长了 86%，但没有四年制大学文凭的白人男性现在的实际收入却低于当时的水平。

就是说，给富人减税以及单纯的把饼做大，没有体现公平的社会契约精神。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追求公平分配。

如果穷人没有出路，这个社会契约还公平吗？

回到本文前面谈到的有工作的无家可归者。如果是一个非常富有的社会，这个社会有最低工资，有贫困线，也有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家庭的社会救济，与此同时却发生全职工作的人无法保证家庭有个最基本的住房，逻辑上是不是讲不通？

根据统计数据，如今美国没有一个州、市或县的全职最低工资工人能够负担得起中位数价格的两居室公寓；有 1210 万低收入租房家庭面临“严重的成本负担”，他们至少要将收入的一半用于支付房租和水电费。自 1985 年以来，房租价格的增长是收入增幅的 325%。

全国低收入住房联盟（National Low Income Housing Coalition）的数据表明，在全国范围内，负担一套普通两居室出租房所需的平均“住房工资”为 32.11 美元，而近 5200 万美国工人的时薪不到 15 美元。如果你是领取残障救济的，情况更糟糕：目前全国范围内的补贴上限为每月 967 美元，全国几乎没有任何地方的这种固定收入足以支付平均房租。

尤其不合理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越是繁荣的地方也越多出现贫困。财富集中在顶部，可负担得起的住房单元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底层人不可能负担的高端住房。对数百万美国人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他们会失去工作，而是这份工作永远不会提供足够的薪水让他们安居乐业。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因为遭遇了什么灾难，比如丢了工作或患了大病，才“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他们是经济繁荣的牺牲品，是相对贫困的受害人。

所以矛头还是指向过大的贫富差距，指向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如果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家庭，同时又是住房没有保障的家庭，那么贫困线的标准就有问题；如果一个全职工作不能让家庭维持贫困线以上的生活，那么最低工资的标准就有问题。这应该成为我们衡量贫富差距是否过大的标准之一。

仅仅把人们从无家可归中解救出来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阻止他们被推入无家可归的境地。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是唯一的出路。

但这也是一条艰难的路，需要政客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极大的政治资本。这个话题非常大，我们以后还将继续讨论。